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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生:为改制我把父亲的房子都押上了

发布日期 2011/3/4 16:02:21 来源:
  TCL公司总裁、集团党委书记、创始人之一。曾任惠州市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、业务经理,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,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引进部主任,惠州市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,TCL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。
  李东生于1994年被授予"发展中国家电事业特殊贡献功臣"称号,1995年被授予第五届"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"称号。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。2002年入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。2002年12月当选"200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"和获得唯一年度创新奖。2004年2月6日,被国际著名杂志《财富》评为"2004亚洲年度经济人物"。2004年9月3日,法国总统希拉克高度评价TCL集团推动中法两国经济合作所做的突出贡献,在总统府向李东生先生颁发了法国国家荣誉勋章(OFFICIERDELALEGIOND`HONNEUR),这是法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大陆企业家的最高国家荣誉。2004年,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和有线新闻网(CNN)新近评选出200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人士。2004年12月28日入选"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"。
  记者:创维的黄宏生、康佳的陈伟荣和你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。你们三个同时在一个时代掌控三个彩电企业,你认为这是巧合吗?
  李东生:我觉得应该是时代的现象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发展最快的是消费品;而消费品中,电子消费品是最重要的产业。我们大学毕业时都会给自己定个目标——过多少年要买一台彩电或者是冰箱
  所以这个市场的空间是最大的,而我的同学中学电子的多,黄宏生是我同届、同专业的同学。所以都聚集在这个产业里,很正常。2000年以后,互联网等产业发展速度更快,我们这个产业就没有那么风光了,也很正常。
  记者:你领导的TCL是一家国企,黄宏生领导的创维是一家民企,在同一个产业,同一个市场中,你感觉你们各有什么优势和弱势?
  李东生:TCL并不是传统的国有企业。1996年之前TCL股权是100%归地方政府持有。但是,它并不按照国家的体制运作,国家给你投资给你项目你层层报批,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按照市场来办事。所以我们有国有的性质,但企业运作的模式更多像一种民企的机制运作,政府也基本上不参与、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。
  在改制以后,更加是名副其实的控股公司了。现在国家还是最大的股东,占12.7%。这是我们跟创维最大的区别,创维一开始是民企,黄宏生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占的股份是非常高的。
  记者:国企和民企的区别,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,国企刚开始会得到银行资金的大量支持,这是国企的优势。
  李东生:对,这在上世纪80年代体现出来了。我们办电话机厂,钱都是借的,90万元的投资我们占了70%,当时是政府的官员带着我们到香港借。政府官员出面签字,等于说是变相担保了。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,资金方面地方对我们帮助很大。没有这一点,我们早期的原始积累没有这么快。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,国家的银行管理就很规范了,这个优势就不明显了。
  2001年才把房契收回来
  记者: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,在你前后有很多的企业家都想做,但是很多都没有成功。你认为你成功是什么原因?你说过与当时当地政府的开明有关,是吗?
  李东生:很多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可以成功。首先政府认可这个事情,看到这样做对企业好。第二,你设计的方案要多赢,对各方面都要有好处。第三,你要合法、合理。当时我们和市里的领导汇报方案,有一个原则很清晰——方案的条款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。规定不让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,不能挑战;对于没有规定的,你要肯定是否对各方都有利的,是否公平。
  在我们上市的过程中,有限责任公司,股份公司,都经过很严厉的法律审核,也经过了法律部门严格的审核。小问题还是有一些。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
  另外,我们的改制让各方得到了很大的好处。比如国有资产快速增长,对当地经济快速提升,企业效益的改善,不单体现在所有股东的回报改善上,更重要是对当地经济贡献能力有提高。改制之前我们一年大概交税1亿多元,5年改制后交税10多亿元;同时规模和效益同步增长,给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。
  所以有关方面才会把我们的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改革的模式。很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当时的高瞻远瞩,看到了改制对企业的好处。大家得到的东西都超过了原先发展的平均水平,超过了原先的期望值,这就没那么多争议。
  记者:你当时有个人的压力吗?
  李东生:压力挺大的,当时做TCL的改制方案需要交50万元的风险金,如果这个项目做砸了,这50万元就没有了。这笔钱是我个人出的。我把我自己的房子和我父亲的房子都押给政府,作为授权经营的风险抵押金,直到2001年才把房契收回来。
  真正改制的过程中,不会动个人资产,新的资产增量时,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你,然后交税,你再买成公司的股份。等于钱我没有收到口袋里,但还是赚了。在整个流程上,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都是比较严谨的。每年核算下来都由当地的审计局做考核,而且是累计考核,明年资产多了,相应的考核标准也就高一些。
  记者:你一再强调合乎法规这一点,相信这是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环节。
  李东生:体制改革的各种方案,我碰到过很多——但一定不能动存量资产,因为转成股份的过程你一定要合乎法规。
  记者:你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以来,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果?
  李东生: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评价。国有企业的改革,总体来讲推进还是比较稳定的。整个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程度差异很大。所以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,一定要估计到社会接受的程度。企业改革能够带来变化和改革方案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。
  当然,如果改革能够走得更快一点,可能会更好。但是国家大,认同差异也比较大。每次改革大家都可以看到社会的争议特别大,所以推进太快不见得是好事。在改革初期,我们根本就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内部的讨论协调方案,也是为了避免争议。改革有成果之后,才有限度地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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